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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三月 24, 2007
李总杂谈 :医学文化与人类目标
在美国中西部享有盛誉的犹他大学医学院里，聚集了不少中国医学界的精英。作为中国人，他们中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把传统的中医药提到世界医学的前沿。然而，似乎无一例外地遭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的理论有科学依据吗?你能拿出有效成份的微观结构吗？当今，要从正面全面否定中医药的人已经不多，但是耿耿于怀的人依然不少；中医药想登上科学的殿堂，除按科学规定行事外，别无它径！那么亦步亦趋，且利用科学的分离技术，从有效的中医方剂中不断排除无效成份去寻找有效成份；可是在许多情况下，所有成份都被排除掉了，还是什么也找不到。中药治病的有效成份到那里去了呢？
被谑称为「浑汤」的复方中药，是中医药的精华之一，而建立在科学的医学文化之上的美国医药权威组织“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FDA)”不承认「浑汤」，其原因是「浑汤」不科学。如果西医能解决所有问题，美国绝对不会有中医的插足之地。早在1929年，当各类新兴思维挟科学之威风起云涌之际，中医的发祥地也出现过政府颁布政令废除中医的事件，中医却并没有因此消声匿迹，其根本原因莫过于中医置根于中国文化，文化以其时效性建立在人们的感觉尺度以内，人们很难抛弃确确实实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当然，科学更是一种实用文化，但是科学试图把文化建立在超常人感觉的尺度上，那么科学的文化就很容易扭曲人的文化，并与人的文化发生背离。
据1995年7月美国新泽西州的卫生部门报告：越来越多的肠球菌品种，已经对防治它们的最后一线的药物万古霉素(Vancomycin)产生了抗药性。同年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估计：每年约有一万九千被肠球菌感染大病人无药可救。而据台湾医界的文献显示，感染了抗万古霉素肠球菌患者，死亡律高达36.6%。为了对抗医院的抗药性细菌感染，美国每年要花费12亿美元。抗菌是西医治病之大法，但是对于人来说，细菌不可能被彻底消灭，它总会存在一个基数量的细菌，这使得当科学家围绕抗菌不断创造新抗生素的同时，由于基数量细菌的不断适应与变异，因而也不断地创造了新的细菌菌种。1997年7月美国《世界日报》用冠以“警讯”标题的综合报导说：“别问抗生素能杀死什么细菌，但问抗生素培养出什么细菌!”同样，法新社从巴黎也有类似的报导：“金色葡萄球菌对诸如新青霉素这样的抗菌素的抗药性，在法国为57%”。而中医似乎无此困扰，它没有去理会微生物，直接以病人症状为对象，细菌却并不能因此偷安横行。早在划时代的盘尼西林产生七百年之前，中国元代的天兴元年(1232)，“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万人”，中医史上的瘟疫学派应时降生，刘完素及其门徒，仅用寒凉之中药治病救人，“百发百中，千不失一”。且别去记述中的夸张成份，至少可以说，中医对温疫病毒不是束手无策，难道那时的温疫不是由微生物致病？
无生命物体在人的可感觉尺度中，大多处于稳定状态，它的存在就是它本身，科学在这个层面上有卓越的表现；而生命物体，诸如社会、人、微生物等等，它的存在是一个过程，在人的可感觉尺度中，大多属于非稳定状态，在这个层面上科学并不那么灵光。科学对生命物体的把握，更多仰仗对无生命物体的某些把握方式：从构成把握整体，从微观把握宏观。这是科学文化的重要特征。因此，西医习惯于把疾病归咎为某种细分的或者纯质的原因，从微观层次上寻找对抗性药物，有时不论症状表现如何。中医的路线就很有不同。从哲学讲“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既然不可穷尽，又何必多此一举?在感觉尺度内的宏观把握，是中医文化的特点。对病人进行望、闻、问、切四诊之后，其症状统归于表里、寒热、虚实，阴阳等八纲。其实，这里只有构架的几种取向，然后调用针灸、中药、内治、外敷等多种方法去填充这个构架，形成对正气的保护网和对病邪的攻击阵。譬如细菌，它是容易适应单纯环境的低等生命，即便施以质纯力峻之剂，细菌的数量最多只能呈对数模式(万至千万倍)下降，它的基数不可能为零。只要细菌具有快速更新换代的能力，加之细菌赖以生存的人体不灭，它总有机会偷生演变，从而造成另一次对数模式增长．中医讲求医生以意取胜，运意六通四达，用药十围五攻，诸药协同，细菌便穷于应付。再譬如方药，若缺君则不成国，若缺兵则不成阵，将「混汤」的逐步析取，最后当然是所获甚少。
中医优势绝非仅此。在中国大陆，一位西医学教授编着的一本中西医内科书，他为所收罗的一百四十八种疾病都附加了临床评价，据笔者统计，其中约五分之三为中医优于西医，三分之一为中西医结合较优，仅有两个为西医优于中医．难道这只是文化的亲和性使然？中医经数千年检验、修正，逐步建全，在它的试错发展过程中，总是被控制在人的可感觉尺度内，因而在最坏情况下也只产生小幅震荡，始终很难偏离人类健康的目标。今天的西医是在大工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壮大起来的，因此它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手段不可避免地带有大工业特征，有时甚至把人也当成机器；由此所造成的滥用外科手术、抗生素、激素等等，几乎成为美国患者最大的公害。汽车可以换发动机，人如果换了心脏，他的伦理学意义和人类学意义就都发生了变化，医学治疗的结果如果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人，医学的目标就发生了偏离。一因一果的机械性思维，一条一款的公式化作业，对推行一种制度、提高运作效率、推广工作成果是十分有益的，这也适合人的共性．但是，在病人对疾病的生理感觉尺度内，个性比共性更有意义。人是历史，历史具有不可逆性和不可重复性。不可重复的东西必须有个别对待的方法，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医学比美国的科学医学更人道。以病因为出发点来建构治疗体系的西方医学一般认为：消除了病因也就达成了医学目标。而事实上，致病因只构成人的疾病史的一个方面，疾病在总体上的发展与转归，许多情况下致病因并不起决定作用。例如癌症，癌细胞是癌症致病因，但是癌症患者只要胃气尚存，癌细胞就不容易置患者于死地。这是中医的从胃治癌之说，医学工业化的好处是普惠众生，若稍有失误，也普害众生，形成对目标的大幅度摆动。前不久，由美国加州政府指定的科学家小组发现：全球医生使用得最普遍的一种抗乳癌药物Tamoxifen，本身就可能致癌，应当列入州政府四百零四种已知会致癌的化学物名单中。其时，已经有三百万妇女服用该药。
至此，问题已经越出了医学文化的范畴，它涉及到人类文化的走向到底应该是什么？中医文化的失败之处，在于它不便进入大工业生产，它的文化时效性不适应工业化社会；中医文化的成功之处，也在于它没有进入大工业，它才更自然地适应人的生命个体，在美国这个工业化的社会中，中医的地位自然低下；在中国这个向往工业化的国度，西医的地位自然高尚，谁都知道科学的力量，谁也不否认科学的效用。当科学的智慧在自然环境的保护方面开始觉醒时，却很难在文化环境的保护方面也觉醒。自然环境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文化环境的破坏，却是隐藏在人们对物质生活无限追求之中，掩盖于所谓进步、发展、繁荣之类冠冕堂皇的理念之下。为什么文化要经过科学的解释才是合理的？你知道科学文化就没有害处，传统文化就没有好处？在伽里略时代，无疑应该为科学高唱赞歌，今天，科学文化君临天下，难道不该谏纳逆耳忠言？世界需要秩序，秩序不能以牺牲多样性为代价，秩序不能以造成人类自身的畸形为代价。人类是伟大的，但是人类隶属于自然；人类应该有所追求，但是追求的不应该只是眼前的物质利益。保护人类文化的自然性和多样性吧！它可以使人类更了解自然，更符合自然。
后记：最近，笔者得悉：一份明令将中药纳入美国药品管理的法规，已经在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内部进入最后审核阶段，估计将在1997年底公布；另外，在加利福尼亚等州，也开始有中医进驻大医院，立足西医主流。这既是美国中医界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科学文化自身反思的一个里程碑。在二十一世纪行将来临之际，我相信：数千年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将透过中医这条渠道去有力地影响世界，给人类探索未来目标一种不可多得的启示。
1996. 成稿于盐湖城
1997. 修改于盐湖城
http://lzchat.blogspot.com/ 歡迎留言: |
被谑称为「浑汤」的复方中药，是中医药的精华之一，而建立在科学的医学文化之上的美国医药权威组织“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FDA)”不承认「浑汤」，其原因是「浑汤」不科学。如果西医能解决所有问题，美国绝对不会有中医的插足之地。早在1929年，当各类新兴思维挟科学之威风起云涌之际，中医的发祥地也出现过政府颁布政令废除中医的事件，中医却并没有因此消声匿迹，其根本原因莫过于中医置根于中国文化，文化以其时效性建立在人们的感觉尺度以内，人们很难抛弃确确实实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当然，科学更是一种实用文化，但是科学试图把文化建立在超常人感觉的尺度上，那么科学的文化就很容易扭曲人的文化，并与人的文化发生背离。
据1995年7月美国新泽西州的卫生部门报告：越来越多的肠球菌品种，已经对防治它们的最后一线的药物万古霉素(Vancomycin)产生了抗药性。同年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估计：每年约有一万九千被肠球菌感染大病人无药可救。而据台湾医界的文献显示，感染了抗万古霉素肠球菌患者，死亡律高达36.6%。为了对抗医院的抗药性细菌感染，美国每年要花费12亿美元。抗菌是西医治病之大法，但是对于人来说，细菌不可能被彻底消灭，它总会存在一个基数量的细菌，这使得当科学家围绕抗菌不断创造新抗生素的同时，由于基数量细菌的不断适应与变异，因而也不断地创造了新的细菌菌种。1997年7月美国《世界日报》用冠以“警讯”标题的综合报导说：“别问抗生素能杀死什么细菌，但问抗生素培养出什么细菌!”同样，法新社从巴黎也有类似的报导：“金色葡萄球菌对诸如新青霉素这样的抗菌素的抗药性，在法国为57%”。而中医似乎无此困扰，它没有去理会微生物，直接以病人症状为对象，细菌却并不能因此偷安横行。早在划时代的盘尼西林产生七百年之前，中国元代的天兴元年(1232)，“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万人”，中医史上的瘟疫学派应时降生，刘完素及其门徒，仅用寒凉之中药治病救人，“百发百中，千不失一”。且别去记述中的夸张成份，至少可以说，中医对温疫病毒不是束手无策，难道那时的温疫不是由微生物致病？
无生命物体在人的可感觉尺度中，大多处于稳定状态，它的存在就是它本身，科学在这个层面上有卓越的表现；而生命物体，诸如社会、人、微生物等等，它的存在是一个过程，在人的可感觉尺度中，大多属于非稳定状态，在这个层面上科学并不那么灵光。科学对生命物体的把握，更多仰仗对无生命物体的某些把握方式：从构成把握整体，从微观把握宏观。这是科学文化的重要特征。因此，西医习惯于把疾病归咎为某种细分的或者纯质的原因，从微观层次上寻找对抗性药物，有时不论症状表现如何。中医的路线就很有不同。从哲学讲“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既然不可穷尽，又何必多此一举?在感觉尺度内的宏观把握，是中医文化的特点。对病人进行望、闻、问、切四诊之后，其症状统归于表里、寒热、虚实，阴阳等八纲。其实，这里只有构架的几种取向，然后调用针灸、中药、内治、外敷等多种方法去填充这个构架，形成对正气的保护网和对病邪的攻击阵。譬如细菌，它是容易适应单纯环境的低等生命，即便施以质纯力峻之剂，细菌的数量最多只能呈对数模式(万至千万倍)下降，它的基数不可能为零。只要细菌具有快速更新换代的能力，加之细菌赖以生存的人体不灭，它总有机会偷生演变，从而造成另一次对数模式增长．中医讲求医生以意取胜，运意六通四达，用药十围五攻，诸药协同，细菌便穷于应付。再譬如方药，若缺君则不成国，若缺兵则不成阵，将「混汤」的逐步析取，最后当然是所获甚少。
中医优势绝非仅此。在中国大陆，一位西医学教授编着的一本中西医内科书，他为所收罗的一百四十八种疾病都附加了临床评价，据笔者统计，其中约五分之三为中医优于西医，三分之一为中西医结合较优，仅有两个为西医优于中医．难道这只是文化的亲和性使然？中医经数千年检验、修正，逐步建全，在它的试错发展过程中，总是被控制在人的可感觉尺度内，因而在最坏情况下也只产生小幅震荡，始终很难偏离人类健康的目标。今天的西医是在大工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壮大起来的，因此它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手段不可避免地带有大工业特征，有时甚至把人也当成机器；由此所造成的滥用外科手术、抗生素、激素等等，几乎成为美国患者最大的公害。汽车可以换发动机，人如果换了心脏，他的伦理学意义和人类学意义就都发生了变化，医学治疗的结果如果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人，医学的目标就发生了偏离。一因一果的机械性思维，一条一款的公式化作业，对推行一种制度、提高运作效率、推广工作成果是十分有益的，这也适合人的共性．但是，在病人对疾病的生理感觉尺度内，个性比共性更有意义。人是历史，历史具有不可逆性和不可重复性。不可重复的东西必须有个别对待的方法，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医学比美国的科学医学更人道。以病因为出发点来建构治疗体系的西方医学一般认为：消除了病因也就达成了医学目标。而事实上，致病因只构成人的疾病史的一个方面，疾病在总体上的发展与转归，许多情况下致病因并不起决定作用。例如癌症，癌细胞是癌症致病因，但是癌症患者只要胃气尚存，癌细胞就不容易置患者于死地。这是中医的从胃治癌之说，医学工业化的好处是普惠众生，若稍有失误，也普害众生，形成对目标的大幅度摆动。前不久，由美国加州政府指定的科学家小组发现：全球医生使用得最普遍的一种抗乳癌药物Tamoxifen，本身就可能致癌，应当列入州政府四百零四种已知会致癌的化学物名单中。其时，已经有三百万妇女服用该药。
至此，问题已经越出了医学文化的范畴，它涉及到人类文化的走向到底应该是什么？中医文化的失败之处，在于它不便进入大工业生产，它的文化时效性不适应工业化社会；中医文化的成功之处，也在于它没有进入大工业，它才更自然地适应人的生命个体，在美国这个工业化的社会中，中医的地位自然低下；在中国这个向往工业化的国度，西医的地位自然高尚，谁都知道科学的力量，谁也不否认科学的效用。当科学的智慧在自然环境的保护方面开始觉醒时，却很难在文化环境的保护方面也觉醒。自然环境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文化环境的破坏，却是隐藏在人们对物质生活无限追求之中，掩盖于所谓进步、发展、繁荣之类冠冕堂皇的理念之下。为什么文化要经过科学的解释才是合理的？你知道科学文化就没有害处，传统文化就没有好处？在伽里略时代，无疑应该为科学高唱赞歌，今天，科学文化君临天下，难道不该谏纳逆耳忠言？世界需要秩序，秩序不能以牺牲多样性为代价，秩序不能以造成人类自身的畸形为代价。人类是伟大的，但是人类隶属于自然；人类应该有所追求，但是追求的不应该只是眼前的物质利益。保护人类文化的自然性和多样性吧！它可以使人类更了解自然，更符合自然。
后记：最近，笔者得悉：一份明令将中药纳入美国药品管理的法规，已经在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内部进入最后审核阶段，估计将在1997年底公布；另外，在加利福尼亚等州，也开始有中医进驻大医院，立足西医主流。这既是美国中医界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科学文化自身反思的一个里程碑。在二十一世纪行将来临之际，我相信：数千年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将透过中医这条渠道去有力地影响世界，给人类探索未来目标一种不可多得的启示。
1996. 成稿于盐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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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三月 19, 2007
维生素是毒药? 长期服用显增死亡率
一个颠覆性的结论
“天哪，我吃错药了？”服用维生素已有数年的龙女士被一项最新研究结论震惊了。
这项发表于国际权威医学杂志的大型研究显示，服用维生素E死亡率增加4％，服用β胡萝卜素死亡率增加7％，服用维生素A死亡率增加16％，没有证据表明维生素C能延年益寿……
在北美和欧洲，目前约有0.8亿至1.6亿人经常服用维生素及其他富含抗氧化剂的保健品。在中国，有龙女士这种长期服用习惯的人也是一个为数不小的群体。也许是一种时尚，也许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察到了健康的重要性，这个群体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中。
在城市，尤其是白领阶层，很多常年吃快餐的人会觉得，服用复合维生素片比吃水果蔬菜更省事。办公室女性流行起 “维生素女人”，中午吃饭时将胃口缩得如雀儿般小，下午吃一粒高级复合维生素，据说这样能保持身材。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潜意识中认为，维生素既有维持生命和新陈代谢的功能，还可以延缓衰老，降低胆固醇，有助于减肥、排出体内毒素，预防慢性疾病，甚至还能预防癌症。于是，补充维生素便成为进补的主流，大量维生素广告充斥媒体。
维生素，顾名思义是维持生物有机体正常功能的基本要素，是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物质。某些维生素属于抗氧化剂的一个种类。但是，刚刚发表的一项大型研究的结果，却对服用维生素的作用做出了近乎颠覆性的结论。一时间，这一与人们的常识相左的消息成为世界各大媒体关注的热点之一。
2007年2月28日出版的国际权威医学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发表了一项由多国研究人员共同完成的研究。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医院的一个小组——科克兰肝胆病小组是该研究的主要单位。科克兰肝胆病小组属于国际权威医学循证组织——科克兰合作机构下设的专业小组之一，因此它本身就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研究对全球有关抗氧化剂的68项研究结果进行了梳理和综合分析。
别拉科维奇 (GoranBjelakovic，论文第一作者)等人把1990年至2005年10月间国际上发表的68项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低偏差的(low- bias)，一类是高偏差的(high-bias)。如果对两类研究不加区分，分析结果表明，摄取抗氧化剂，主要是维生素A、E、C以及β胡萝卜素和硒，对人既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在剔除了高偏差的研究，只分析更值得信赖的47项研究后，作者认为，“以β胡萝卜素、维生素A和维生素E作治疗可能增加死亡率，而维生素C和硒对死亡率的潜在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总体上看，服用抗氧化剂的人死亡率增加了5％；分别而言，服用维生素E的人死亡率增加4％，服用β胡萝卜素的人死亡率增加7％，服用维生素A的人死亡率增加16％。
这47项质量较高的研究涉及人数达180938人。这些人被随机分成服用抗氧化剂组和服用安慰剂组。服用抗氧化剂组中的一些人服用了大大超过抗氧化剂每日推荐量的剂量，另一些人服用的是正常剂量。
作者说，“单独给予β胡萝卜素、维生素A和维生素E或与其他抗氧化剂共同服用，都明显地增加了死亡率。没有证据表明维生素C能延年益寿……硒可能减少死亡率，但是对此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也许对硒的结论是该项研究中惟一正面肯定抗氧化剂的地方，作者给出的硒减少死亡率约为9％。
有人质疑，有人半信半疑
别拉科维奇等人的研究被称为是综合分析(Meta-analysis)，是对以往的研究结果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得出的结论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在此之前，2005年的另一项关于维生素E的综合分析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人们每日摄入4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E可增加10％的死亡率(各种原因引起的死亡)。
但是，如同2005年的研究受到批评一样，别拉科维奇等人的研究甫一发表也受到了质疑。有研究人员首先质疑，别拉科维奇等人在分析许多不同的研究结果时，使用的标准是否一致。
美国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营养和流行病学教授斯坦普菲尔(MeirStampfer)说，“别拉科维奇等人分析的那些研究有太多的差异，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人群中调查抗氧化剂的不同组合和剂量。研究的范围既包括对109名居家护理老人3个月的研究，也包括对22071名男性医生12年的调查。因此，这样的研究不利于人们的理解，相反倒是有可能误解有关抗氧化剂的研究结果。”
斯坦普菲尔还表示，丹麦的研究并不会阻止他摄取维生素补充剂。
设在美国的营养保障委员会副主席安德鲁·邵(AndrewShao)也指出，丹麦的研究还混淆了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的差异，前者是针对健康人群的，后者是针对有病群体的，“把二级预防和一级预防的试验结果结合起来并得出整个人群的结论，这是一种不科学的方法。”此外邵还认为，以前的许多关于抗氧化剂的试验存在局限。
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对此半信半疑。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生物统计学系主任贝里(DonaldBerry) 则认为，该项研究使他相信，抗氧化剂并没有已判定的有益健康的作用，但是他不同意服用抗氧化剂可能增加死亡率的结论。
维生素可能带来“额外危险”
除了批评和质疑外，在科学界，对这一研究持赞同态度的人也大有人在。
对于批评丹麦的研究标准不一问题，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米勒博士(EdgarR.Miller)显然不以为然。他认为，临床研究有好的，也有差的，对它们都做研究是一种好的方法，况且丹麦的研究与另一项针对大量女性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这项涉及40000名健康女性的研究表明，即使是未患病的受试者，维生素补充剂也不起作用。
米勒进一步指出，补充剂在生物学上貌似非常有理，人们都希望它们起作用，但实际上它们不起作用。“我们需要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改善生活方式上，如不吸烟和减肥，而不是被蒙骗去幻想，摄取补充剂就可以降低死亡危险。”下转第2 版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选择医学和研究中心的维特塔(LuisVitetta)教授说，丹麦的研究“非常令人关注”，并且增添了有力的证据，维生素补充剂可能是弊大于利。“有着10亿美元以上的维生素工业是建立在这种观念上的：服用维生素可能预防疾病。但人们实际上是把自己推向了额外的危险中。”过去的一些研究业已表明，大剂量服用维生素具有很高的危险，因而被劝说要“非常、非常审慎”地消费。
澳大利亚医学会的古洛塔(JohnGullotta)博士也持肯定意见。他说，丹麦的“研究结果证明，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值得)真正关注的领域”。
不过，代表补充剂工业的澳大利亚辅助医护委员会(CHC)认为，丹麦研究的结果建立在陈旧的资料上，这些既往的维生素补充剂剂量并不为澳大利亚所接受。该委员会的执行主任刘易斯(TonyLewis)未评价丹麦的研究，但他认为证据“微弱”。
面对批评和质疑，研究人员除了强调他们的研究是客观的外，也承认有些问题尚不清楚。论文的另一作者格卢德(ChristianGluud) 说，大多数原始研究并未揭示出服用抗氧化剂的人的真正死因。总体上看，他们可能是自然死亡，也有可能服用这些补充剂加速了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或加速癌症患者死亡。
利弊之争由来已久
补充维生素有益健康还是有害健康一直争论不断。
别拉科维奇2004年任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尼斯大学内科教授时，就和几位欧洲的研究人员在当年10月2日的《柳叶刀》杂志发表文章，称他们对170000名维生素服用者的14次试验综合分析后发现，服用维生素及抗氧化剂的人比不服药的人，患食道癌的风险要大一些。
不过，历时最长并且也是最激烈的争论，缘起于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化学家鲍林(LinusPauling) 。鲍林声称大量服用维生素C有益健康和抗癌。
鲍林于1970年出版了《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一书，提出每天服用维生素1000毫克或更多的维生素C可以预防感冒。1979年，鲍林又与他人合作出版了《癌症和维生素C》一书，建议每个癌症患者每天服用10000毫克或更多的维生素C，而他自己每天的服用量是12000毫克，因为他们“相信这种简单的方法将十分显著地改善癌症治疗的结果” 。
然而鲍林的观点一直受到质疑。当时美国卫生基金会告诫公众：每天服用1000毫克以上维生素C能预防感冒的说法证据不充分。美国医学协会也发表声明：维生素C不能预防或治疗感冒，维生素C抗癌的作用未经证实。
在服用维生素C的问题上，也有一些中国专家倡导较高的剂量。著名生物化学家、南京大学教授郑集多年来每天服用维生素C600毫克，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葛可佑教授在2003年曾说，他每天服用维生素C400毫克，并已坚持10年。
鲍林93岁时死于前列腺癌。有趣的是，他的学生罗宾逊(与鲍林一起创办鲍林医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做动物实验时却发现，以鲍林推荐的维生素C剂量饲喂老鼠，反而更容易让老鼠患上癌症。
一贯的建议
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药物学家帕拉萨尔苏斯曾经说，所有东西都带有毒性，只是剂量的多少决定它是否成为毒药。
对此，美国波士顿塔夫茨大学的抗氧化剂实验室主任布鲁姆伯格(JeffreyBlumberg)的意见可谓异曲同工。他说，现在推荐使用的抗氧化剂剂量是有“完美理由的”，按照推荐量服用，不会有什么危险。
对于JAMA上的综合性研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研究员何梅说，她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献，不便发表评论。但就抗氧化剂而言，“维生素 A的摄入超过可耐受最高摄入量UL 是有毒性的，而维生素E虽然目前还没有制定UL值，但是也不能不受限制地服用。”
现任鲍林医学研究所所长、生化学家弗雷(BalzFrei)的意见或许值得回味。他认为，丹麦的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原始试验都试图产生一种已患病病人(服用补充剂后)获得改善的结果，因而这些研究有瑕疵。大部分原始试验中的病人都患有癌症或心脏病。病人的改善“有可能是使用药物的结果，但绝不是服用一种饮食补充剂的作用”。他说，“你不可能靠食物补充剂来消除好些年来的长期病损。”而且，“长年累月的研究已经使问题变得清楚，抗氧化剂对疾病治疗并不起作用。 ”
抗氧化剂与高死亡率的相关，有可能是出在超量服用上。在JAMA上发表论文的作者也表示，他们所调查的“绝大多数研究所给予的补充剂的剂量比一般平衡饮食中的剂量高，而且一些试验使用了远远高于每日推荐剂量所允许的剂量，甚至达到超过上限安全剂量的水平”。
要不要服用抗氧化剂，如何服用，对于这一问题目前仍有争议。但是，值得强调的是，美国癌症研究协会一贯的建议是，应该通过平衡的饮食摄取适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不是依靠吃药，因为身体适于接受天然存在的维生素。论文的作者也认为，从蔬菜和水果中获得抗氧化剂会更好。 歡迎留言: |
标题索引：“天哪，我吃错药了？”服用维生素已有数年的龙女士被一项最新研究结论震惊了。
这项发表于国际权威医学杂志的大型研究显示，服用维生素E死亡率增加4％，服用β胡萝卜素死亡率增加7％，服用维生素A死亡率增加16％，没有证据表明维生素C能延年益寿……
在北美和欧洲，目前约有0.8亿至1.6亿人经常服用维生素及其他富含抗氧化剂的保健品。在中国，有龙女士这种长期服用习惯的人也是一个为数不小的群体。也许是一种时尚，也许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察到了健康的重要性，这个群体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中。
在城市，尤其是白领阶层，很多常年吃快餐的人会觉得，服用复合维生素片比吃水果蔬菜更省事。办公室女性流行起 “维生素女人”，中午吃饭时将胃口缩得如雀儿般小，下午吃一粒高级复合维生素，据说这样能保持身材。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潜意识中认为，维生素既有维持生命和新陈代谢的功能，还可以延缓衰老，降低胆固醇，有助于减肥、排出体内毒素，预防慢性疾病，甚至还能预防癌症。于是，补充维生素便成为进补的主流，大量维生素广告充斥媒体。
维生素，顾名思义是维持生物有机体正常功能的基本要素，是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物质。某些维生素属于抗氧化剂的一个种类。但是，刚刚发表的一项大型研究的结果，却对服用维生素的作用做出了近乎颠覆性的结论。一时间，这一与人们的常识相左的消息成为世界各大媒体关注的热点之一。
2007年2月28日出版的国际权威医学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发表了一项由多国研究人员共同完成的研究。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医院的一个小组——科克兰肝胆病小组是该研究的主要单位。科克兰肝胆病小组属于国际权威医学循证组织——科克兰合作机构下设的专业小组之一，因此它本身就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研究对全球有关抗氧化剂的68项研究结果进行了梳理和综合分析。
别拉科维奇 (GoranBjelakovic，论文第一作者)等人把1990年至2005年10月间国际上发表的68项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低偏差的(low- bias)，一类是高偏差的(high-bias)。如果对两类研究不加区分，分析结果表明，摄取抗氧化剂，主要是维生素A、E、C以及β胡萝卜素和硒，对人既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在剔除了高偏差的研究，只分析更值得信赖的47项研究后，作者认为，“以β胡萝卜素、维生素A和维生素E作治疗可能增加死亡率，而维生素C和硒对死亡率的潜在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总体上看，服用抗氧化剂的人死亡率增加了5％；分别而言，服用维生素E的人死亡率增加4％，服用β胡萝卜素的人死亡率增加7％，服用维生素A的人死亡率增加16％。
这47项质量较高的研究涉及人数达180938人。这些人被随机分成服用抗氧化剂组和服用安慰剂组。服用抗氧化剂组中的一些人服用了大大超过抗氧化剂每日推荐量的剂量，另一些人服用的是正常剂量。
作者说，“单独给予β胡萝卜素、维生素A和维生素E或与其他抗氧化剂共同服用，都明显地增加了死亡率。没有证据表明维生素C能延年益寿……硒可能减少死亡率，但是对此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也许对硒的结论是该项研究中惟一正面肯定抗氧化剂的地方，作者给出的硒减少死亡率约为9％。
有人质疑，有人半信半疑
别拉科维奇等人的研究被称为是综合分析(Meta-analysis)，是对以往的研究结果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得出的结论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在此之前，2005年的另一项关于维生素E的综合分析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人们每日摄入4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E可增加10％的死亡率(各种原因引起的死亡)。
但是，如同2005年的研究受到批评一样，别拉科维奇等人的研究甫一发表也受到了质疑。有研究人员首先质疑，别拉科维奇等人在分析许多不同的研究结果时，使用的标准是否一致。
美国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营养和流行病学教授斯坦普菲尔(MeirStampfer)说，“别拉科维奇等人分析的那些研究有太多的差异，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人群中调查抗氧化剂的不同组合和剂量。研究的范围既包括对109名居家护理老人3个月的研究，也包括对22071名男性医生12年的调查。因此，这样的研究不利于人们的理解，相反倒是有可能误解有关抗氧化剂的研究结果。”
斯坦普菲尔还表示，丹麦的研究并不会阻止他摄取维生素补充剂。
设在美国的营养保障委员会副主席安德鲁·邵(AndrewShao)也指出，丹麦的研究还混淆了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的差异，前者是针对健康人群的，后者是针对有病群体的，“把二级预防和一级预防的试验结果结合起来并得出整个人群的结论，这是一种不科学的方法。”此外邵还认为，以前的许多关于抗氧化剂的试验存在局限。
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对此半信半疑。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生物统计学系主任贝里(DonaldBerry) 则认为，该项研究使他相信，抗氧化剂并没有已判定的有益健康的作用，但是他不同意服用抗氧化剂可能增加死亡率的结论。
维生素可能带来“额外危险”
除了批评和质疑外，在科学界，对这一研究持赞同态度的人也大有人在。
对于批评丹麦的研究标准不一问题，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米勒博士(EdgarR.Miller)显然不以为然。他认为，临床研究有好的，也有差的，对它们都做研究是一种好的方法，况且丹麦的研究与另一项针对大量女性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这项涉及40000名健康女性的研究表明，即使是未患病的受试者，维生素补充剂也不起作用。
米勒进一步指出，补充剂在生物学上貌似非常有理，人们都希望它们起作用，但实际上它们不起作用。“我们需要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改善生活方式上，如不吸烟和减肥，而不是被蒙骗去幻想，摄取补充剂就可以降低死亡危险。”下转第2 版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选择医学和研究中心的维特塔(LuisVitetta)教授说，丹麦的研究“非常令人关注”，并且增添了有力的证据，维生素补充剂可能是弊大于利。“有着10亿美元以上的维生素工业是建立在这种观念上的：服用维生素可能预防疾病。但人们实际上是把自己推向了额外的危险中。”过去的一些研究业已表明，大剂量服用维生素具有很高的危险，因而被劝说要“非常、非常审慎”地消费。
澳大利亚医学会的古洛塔(JohnGullotta)博士也持肯定意见。他说，丹麦的“研究结果证明，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值得)真正关注的领域”。
不过，代表补充剂工业的澳大利亚辅助医护委员会(CHC)认为，丹麦研究的结果建立在陈旧的资料上，这些既往的维生素补充剂剂量并不为澳大利亚所接受。该委员会的执行主任刘易斯(TonyLewis)未评价丹麦的研究，但他认为证据“微弱”。
面对批评和质疑，研究人员除了强调他们的研究是客观的外，也承认有些问题尚不清楚。论文的另一作者格卢德(ChristianGluud) 说，大多数原始研究并未揭示出服用抗氧化剂的人的真正死因。总体上看，他们可能是自然死亡，也有可能服用这些补充剂加速了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或加速癌症患者死亡。
利弊之争由来已久
补充维生素有益健康还是有害健康一直争论不断。
别拉科维奇2004年任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尼斯大学内科教授时，就和几位欧洲的研究人员在当年10月2日的《柳叶刀》杂志发表文章，称他们对170000名维生素服用者的14次试验综合分析后发现，服用维生素及抗氧化剂的人比不服药的人，患食道癌的风险要大一些。
不过，历时最长并且也是最激烈的争论，缘起于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化学家鲍林(LinusPauling) 。鲍林声称大量服用维生素C有益健康和抗癌。
鲍林于1970年出版了《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一书，提出每天服用维生素1000毫克或更多的维生素C可以预防感冒。1979年，鲍林又与他人合作出版了《癌症和维生素C》一书，建议每个癌症患者每天服用10000毫克或更多的维生素C，而他自己每天的服用量是12000毫克，因为他们“相信这种简单的方法将十分显著地改善癌症治疗的结果” 。
然而鲍林的观点一直受到质疑。当时美国卫生基金会告诫公众：每天服用1000毫克以上维生素C能预防感冒的说法证据不充分。美国医学协会也发表声明：维生素C不能预防或治疗感冒，维生素C抗癌的作用未经证实。
在服用维生素C的问题上，也有一些中国专家倡导较高的剂量。著名生物化学家、南京大学教授郑集多年来每天服用维生素C600毫克，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葛可佑教授在2003年曾说，他每天服用维生素C400毫克，并已坚持10年。
鲍林93岁时死于前列腺癌。有趣的是，他的学生罗宾逊(与鲍林一起创办鲍林医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做动物实验时却发现，以鲍林推荐的维生素C剂量饲喂老鼠，反而更容易让老鼠患上癌症。
一贯的建议
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药物学家帕拉萨尔苏斯曾经说，所有东西都带有毒性，只是剂量的多少决定它是否成为毒药。
对此，美国波士顿塔夫茨大学的抗氧化剂实验室主任布鲁姆伯格(JeffreyBlumberg)的意见可谓异曲同工。他说，现在推荐使用的抗氧化剂剂量是有“完美理由的”，按照推荐量服用，不会有什么危险。
对于JAMA上的综合性研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研究员何梅说，她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献，不便发表评论。但就抗氧化剂而言，“维生素 A的摄入超过可耐受最高摄入量UL 是有毒性的，而维生素E虽然目前还没有制定UL值，但是也不能不受限制地服用。”
现任鲍林医学研究所所长、生化学家弗雷(BalzFrei)的意见或许值得回味。他认为，丹麦的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原始试验都试图产生一种已患病病人(服用补充剂后)获得改善的结果，因而这些研究有瑕疵。大部分原始试验中的病人都患有癌症或心脏病。病人的改善“有可能是使用药物的结果，但绝不是服用一种饮食补充剂的作用”。他说，“你不可能靠食物补充剂来消除好些年来的长期病损。”而且，“长年累月的研究已经使问题变得清楚，抗氧化剂对疾病治疗并不起作用。 ”
抗氧化剂与高死亡率的相关，有可能是出在超量服用上。在JAMA上发表论文的作者也表示，他们所调查的“绝大多数研究所给予的补充剂的剂量比一般平衡饮食中的剂量高，而且一些试验使用了远远高于每日推荐剂量所允许的剂量，甚至达到超过上限安全剂量的水平”。
要不要服用抗氧化剂，如何服用，对于这一问题目前仍有争议。但是，值得强调的是，美国癌症研究协会一贯的建议是，应该通过平衡的饮食摄取适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不是依靠吃药，因为身体适于接受天然存在的维生素。论文的作者也认为，从蔬菜和水果中获得抗氧化剂会更好。 歡迎留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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